作者：郑继永，天津外国语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教授、院长
来源：Foreign Affairs
对中国而言，东北亚始终是周边安全环境中最为敏感、也最易受外部变量牵动的战略方向之一。近年来，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紧张态势持续升温，局部摩擦外溢为地区性危机的风险有所上升。与此同时，美日韩三边安全协调不断强化，也给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带来新的压力。朝鲜战略威慑能力的形成与持续提升，一定程度上成为借口，加剧了日韩两国对自身安全处境的担忧，并可能进一步刺激地区军备竞赛。
中国越来越关注朝鲜在地区安全格局演变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意识到有必要调整对朝政策思路：既要有效管控风险，又要避免进一步激化紧张局势、破坏地区稳定。随着相关战略能力的增强，平壤在外交和安全议题上的底气明显上升，行为方式也更难预测。长期以来的国际制裁、外部施压和外交孤立，并未迫使朝鲜放弃其既定安全路线，反而使其更加坚定地保留和发展相关战略能力。尽管朝鲜在经济民生方面仍然高度依赖中国，但平壤与俄罗斯不断深化的安全合作，已使其不再像过去那样只能倚重北京。倘若围绕朝鲜爆发危机，中国极可能在局势升级过程中被边缘化，甚至被迫面对失控风险。
近八十年来，中朝关系主要建立在历史纽带、传统友谊和非正式协调机制之上。但随着平壤战略自主性的增强、行为方式更加难以预测，这种依靠历史情感和临时沟通维系关系的模式，已不足以应对现实挑战。中国新的对朝政策思路，正试图将平壤重新纳入更加稳定、可沟通、可预判的关系框架之中，推动双边关系从过去较多依赖传统情谊，转向更加制度化和可管理的轨道。
北京并不希望朝鲜出现不稳定与动荡。朝鲜是中国重要邻国，也是东北亚安全结构中的关键变量。一个稳定的朝鲜，有助于中国维护边境安全、避免难民危机、减少外部军事力量向中国周边进一步集结。同时，中国也没有放弃推动半岛实现无核化的长期目标。但北京已经认识到，当前更紧迫的任务，是找到更有效的办法，避免出现导致地区局势急剧升温的突发性行动——这类行动既可能破坏中国周边稳定，也可能为美日韩扩大军事部署提供更多口实。
因此，北京正在努力构建更加制度化的高层沟通渠道，以便更早捕捉地区内出现高风险行动的信号，在危机升级之前获得更多介入空间，并提升对平壤行为的预判能力。与此同时，中国也在调整政策优先次序：不再将半岛无核化作为与朝鲜接触的唯一前提，而是更加重视降低那些可能诱发冲突和危机失控的风险。
在全球不确定性持续上升的背景下，中国希望通过与朝鲜保持更密切接触和更清晰沟通，实现最重要的周边战略目标：维护边境安全，保持地区稳定，避免东北亚局势走向不可控。
划定边界
尽管中朝两国山水相连，也具有相近的政治传统，但与任何一对双边关系一样，中朝关系自建交以来并非简单的线性发展，而是在合作、分歧、协调与摩擦中不断调整。传统上，两国联系主要依靠外交友谊、共同历史记忆以及老一代领导人的关系网络。战争年代的共同经历曾使两国关系迅速拉近，但在另一些时期，双方也曾因政策分歧和战略判断差异而出现明显疏离。
朝鲜新一代领导层上台后，由于双方对一系列内外政策存在不同判断，中朝关系一度出现明显波动。其中既包括朝鲜坚持推进相关战略能力建设，也包括其内部政治调整给外界带来的震动。
2017年前后，朝鲜半岛局势的紧张程度达到一个高点。朝鲜连续进行相关战略试验和多次远程投送能力展示，相关能力快速提升。这不仅与中国长期坚持的半岛无核化立场相冲突，也使北京在外交上陷入被动——相关活动与中国主办重要多边外交活动的时间高度重叠，进一步放大了其外交影响。
当年，中国支持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多项涉朝决议，对朝鲜实施更严厉的制裁和监督安排。出于对半岛局势可能失控的担忧，中美高级军事代表就朝鲜问题和地区安全局势进行了沟通，试图避免半岛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不久之后，当美朝之间出现直接接触的可能时，中国开始调整做法。随着美朝双方讨论举行高层会晤的可能性，中朝高层互动日益频繁。2018年，朝鲜最高领导人多次访华，双方就半岛局势和对外政策进行密集沟通。2019年夏季，中国最高领导人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此后，中朝边境贸易明显恢复，双边关系逐步回暖。
但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后，朝鲜关闭边境，暂停了与中国之间的大部分人员往来和交通运输安排。双方主要联系渠道突然中断，使中朝关系再次面临严峻考验：贸易几乎停滞，经济联系大幅收缩，人员交流明显减少。
与此同时，朝鲜进一步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中朝关系的外部变量不断增加，东北亚的安全挑战持续上升。
来自俄罗斯的变量
从经济角度看，中国对朝鲜仍然具有不可替代性。
中国长期占朝鲜对外贸易的主要份额，并向朝鲜提供大量食品、消费品、能源和农业生产资料。据公开数据，中国占朝鲜对外贸易总额的七成以上，供应其相当比例的食品和消费品。这些供应构成维持朝鲜基本民生、稳定中国东北边境的重要基础。
然而，过去几年里，俄罗斯明显增加了对朝鲜的支持。2024年6月，朝俄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此后，莫斯科开始在安全保障、军事技术、能源供应、劳务市场以及规避外部压力等方面向平壤提供更多支持。作为回应，朝鲜也向俄罗斯提供了一定形式的安全和物资支持。
俄朝关系加强，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国向朝鲜提供经济和安全支撑的压力。但与此同时，它也增强了朝鲜的议价能力，并改变了中朝关系的基本结构。过去，中国是朝鲜最主要、甚至几乎唯一的大国支撑；如今，中国仍是朝鲜最重要的经济支柱，但已不再是其唯一可依赖的外部资源。
朝鲜的对外战略已经发生变化。过去，平壤主要依靠中国来平衡来自美国的压力；如今，它试图形成一种更加多元的支撑结构：依靠中国稳定经济，依靠俄罗斯补充安全支撑，并利用外部压力为自身战略路线寻求合理性。
通过同时加强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并维持针对美国的战略威慑，朝鲜的做法让人联想到冷战时期在朝鲜老一代领导人在大国之间保持回旋空间的策略，以最大限度提升自身利益。
俄朝合作深化带来的最大风险，是它为美日韩进一步强化安全合作提供了有力借口。如果俄朝在敏感安全领域继续密切合作，日本和韩国就可能以“朝鲜威胁”为由，进一步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安排。三方可能推动更多情报共享、联合演训和武器体系整合。
最终，这可能形成更加制度化的地区军事威慑结构，而其影响对象将不仅限于朝鲜，也可能延伸至中国。这会使中国同时承受来自多个方向的战略压力，并加剧周边热点地区的军事紧张。
此外，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也增加了半岛风险外溢的可能。涉朝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可能逐步升级，并最终牵动中美关系。朝鲜半岛是美国印太战略、同盟体系和地区威慑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优先目标是避免与美国发生不必要的军事冲突，但朝鲜持续推进相关能力建设、深化对俄安全合作以及更加难以预测的行为，都可能把中国拖入一场本不愿面对的危机。
北京希望避免半岛出现动荡，这也反映出中国稳定对美关系、避免地区危机升级为大国直接对抗的战略考量。
通过对话管控分歧
面对一个更加自信、更具自主性、也更难以预测的朝鲜，中国已经不能继续依靠历史情感、传统友谊和临时性外交协调来维持自身影响力。
相反，北京需要一种更加稳定的对朝关系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必须建立在持续、正常化和制度化互动之上，同时也要使中国能够为自身提供的支持设定更清晰、更具约束力的条件。
换言之，中国需要一种制度驱动型对朝政策，更加重视正式合作机制和制度化沟通渠道。
中国目前正在推动建立更多连接双方高层的紧急沟通渠道，扩大常态化外交与安全磋商，并完善有关边境事件和敏感军事活动的官方通报机制。这些努力已经逐步展开。过去一段时间，中方高级外交负责人以及重要政治机构负责人先后访问平壤，并与朝方高层会面；朝方政府高级代表也访问中国，与中方高层进行沟通。
北京还希望让朝鲜参与更多多边合作平台，例如大图们倡议这一面向东北亚的政府间经济合作框架，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合作机制。与此同时，中国也希望建立由自己主导、朝鲜能够以适当方式参与的地区对话平台。
考虑到东北亚的现实，中国无法认同可能导致东北亚出现核多米诺现象而出现的既成事实，也不认为拥核可以不付出代价。但同时也认识到，无论是立即实现半岛无核化，还是制定一份步骤明确、可以短期推进的路线图，目前都不现实。
一个拥核的朝鲜当然并非理想状态，但如果对一个行为难以预测的平壤持续施压，并由此导致全面冲突，后果只会更加严重。因此，防止危机和维护稳定，已经成为中国在半岛问题上的首要任务。
北京还可以利用经济合作与人文交流等手段，推动平壤采取一些具体克制措施，更多地转向民生发展。例如避免实施可能促使美日韩扩大军事部署的高风险行动。
经济支持并不仅仅是中国为了维持朝鲜稳定而不得不承担的成本；它同样是一项现实政策工具，可以被用来影响平壤行为，扩大北京在地区事务中的主动性，而不是被边缘化。
中国可以把人道主义援助、边境贸易恢复、能源供应以及基础设施合作，与朝鲜是否愿意保持军事克制、降低危机风险联系起来。只有将渐进式合作与朝鲜在降低冲突风险方面的具体表现相结合，中国才能把自身经济优势真正转化为实质性的地区影响力。
今年6月在平壤举行的高层会晤，可以被视为落实这一新思路的重要开端。
未来，中朝关系需要遵循一种新的逻辑：如果朝鲜希望与北京开展更广泛合作，就需要在边境稳定、危机沟通和军事克制方面回应中国关切。作为交换，中国可以提供更多经济支持，扩大贸易与投资，协助朝鲜改善基础设施，并在国际舞台上给予必要支持。
中国之所以愿意这样做，是因为北京希望看到一个稳定、能够维持基本运转的朝鲜。这样的朝鲜既不会对中国构成直接安全压力，也不会成为大国竞争中的不稳定变量。
面对一个已经发生变化的朝鲜，仅仅依靠意识形态相近和历史情感纽带，已经无法继续维系地区稳定。北京如今更寄希望于另一种方式：通过建立更多、更制度化的联系，同时划定更加清晰的边界，把中国对平壤的影响力真正转化为有效的危机管理能力。
转自微信公众号“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