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东、李佳馨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导读】当前，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经历了剧烈的变动，支撑这个体系运转的许多规则不断被这些规则的主导者亲手破坏，许多人感叹“过去那个世界回不去了”。如何理解资本主义从周期性危机走向结构性、长期性乃至系统性危机的演变过程，危机演化又会带来哪些后果，为何改革又完全失效了呢？

本文指出，当今西方统治形态的实质是金融垄断资本，正是金融资本凌驾于产业资本之上，导致了经济停滞与金融泡沫、国家治理失能、社会矛盾激化与生态环境的恶化等恶果。面对当前的系统性危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急需实质性的改革，但是导致当前危机的根本性原因就是金融垄断资本的统治，要有实质性的改革就必然损害金融垄断资本的利益，而金融垄断资本却牢牢地控制着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权，不可能允许实质性的改革发生，于是形成一个“急需改革而改革不可得”的死结。极右翼民粹乃至法西斯主义阴影的回归，则成为其制度绝望的必然产物。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6年第3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经历了剧烈的变动，支撑这个体系运转的许多规则不断被这些规则的主导者亲手破坏，许多人感叹“过去那个世界回不去了”。当前，世界形势变乱交织，战争与冲突的阴霾笼罩全球。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尚未结束，美国、以色列又发起了针对伊朗的战争。2025年，全球50多个国家直接卷入战乱冲突，达到冷战结束以来之最，每月平均因为战争而死亡的人数超过2万。在此背景下，许多国家不断增加国防支出，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军费开支增至2.887万亿美元，延续了长达11年的持续上升态势。[1]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宫之后，不仅采取了一系列让世人瞠目结舌的措施，甚至对格陵兰岛、加拿大等提出并入美国的要求。有观察者感叹，不仅雅尔塔体系正在崩塌，甚至连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也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不由得让人想起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2]他们在这里所指的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那些支撑封建社会运转的规则要么烟消云散了，要么被亵渎了。而今天，支撑资本主义世界的那些“固定的”“神圣的”东西明显也在经历类似的过程。

▍主导性资本形态的历史演进：从商业资本到金融资本

纵观世界资本主义几百年发展史，可以发现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形态始终在生产力进步带来的各种矛盾推动下不断变化。尽管由于经济格局、制度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差异，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形态并不一样，但从总体趋势看，各国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形态，依次经历了由商业资本到产业资本再到金融资本的演变。

一般认为，15世纪末至18世纪后半叶是商业资本主义时期，所谓的地理大发现开辟了世界市场，商业资本逐步成为资本主义早期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形态。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等早期海洋强国的商业资本，依托远洋贸易、殖民掠夺和奴隶贸易实现了原始积累。商业资本的统治和扩张逐步瓦解了封建生产方式并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确立开辟了道路。

18世纪后半叶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工业资本逐步取代商业资本，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形态，资本主义进入工业资本主义阶段。进入19世纪中叶，继英国之后，法国、德国、美国相继完成工业革命，工业资本在西欧和北美范围内全面确立主导地位，极大地改变了这些地区和世界的历史进程。与商业资本不同，工业资本深入生产过程，通过采用新技术和新的生产组织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榨取剩余价值，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日益尖锐，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周期性爆发；同时，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利润率呈现长期下降趋势。这些矛盾推动了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进，生产和资本迅速集中，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垄断组织形式在德国和美国大量涌现，垄断资本成为经济生活中的决定性力量，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

到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两次石油危机及战后“福特制”积累体制的危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陷入“滞胀”危机，新自由主义在英美等国兴起，为金融资本的扩张扫清了制度障碍，金融资本逐渐取代产业资本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资本形态，世界资本主义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期。随着金融垄断资本的影响不断扩大，其对各国经济、政治和文化进程的主导作用不断加强，这些领域也逐步被改造得更加有利于金融垄断资本。如，美国于1999年通过了《格拉姆-里奇-布莱利法案》，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所确立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与保险业务分业经营制度，打破了长期以来金融业内部的制度边界，推动银行资本、证券资本与保险资本加速融合，催生出规模更大的金融垄断资本以及更加复杂、更不透明同时更高风险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操作。这一变化不仅显著强化了金融资本跨市场配置能力与所谓金融创新能力，也使当代资本主义的资本增值越来越依赖于资产价格变动与金融操作，更具“剥夺性积累”的特性。从这一时期开始，生产逻辑逐渐让位于投机逻辑，金融资本逐渐挣脱产业资本的约束，不再是产业资本的“仆从”，而反过来成为支配产业资本的“主人”。正是在这种资本积累体制与制度安排的协同演化中，金融资本得以不断巩固其主导地位。

资本的“脱实向虚”不再是马克思笔下的周期性狂想症，而是演变为长期的、结构性的积累模式变迁。进入21世纪后，金融垄断资本的统治在资本主义中心国家走向极致。到2017年，贝莱德（BlackRock）、先锋集团（Vanguard）和道富集团（State Street）这“三巨头”已成为标准普尔500指数中约88%的公司的最大股东，合计持仓覆盖标准普尔500约40%的市值，控制着约四分之一的总投票权。[3]绝大多数跨国公司已不再由自然人或产业资本家控制，而是由金融垄断资本通过强大的股权网络掌控。这是资本形态演进的当代表现——金融垄断资本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宰者。金融垄断资本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其控制的公司的行为模式，更多地采用外包，以及把盈利用于股票回购和分红，而不是投资于技术研发，最终带来了制造业的颓势和去工业化。更严重的是，金融垄断资本的统治带来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

▍金融垄断资本统治下的系统性危机

在金融垄断资本的统治下，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态与文化诸领域正经历着深刻的系统性危机。这些危机围绕金融垄断资本的积累逻辑相互强化，世界资本主义正陷入一个难以挣脱的泥沼。

（一）经济停滞与金融泡沫高企

金融垄断资本的统治对实体经济造成的首要后果，在于制造业空心化与经济金融化。20世纪中期，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长期维持在较高水平，此后总体呈下降趋势，到2025年第四季度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降至9.4%。[4]德国、日本、英国等传统工业强国也出现了明显的去工业化趋势，西方主要工业国的工业增加值在全球的比重持续萎缩。去工业化的核心驱动力之一，是金融垄断资本通过“股东价值最大化”原则对企业经营行为的深刻重塑。最初是为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而把产业转移到这些国家，后来为了避免拥有太多“重资产”而更多地采用外包方式。即便是仍然保留在国内的产业也越来越显示出颓势。以波音公司为例——这一曾经以工程师文化著称的美国制造业骄傲，在金融化浪潮中开始没落。合并麦道后，原麦道高管入主管理层，无法容忍西雅图总部的工程师文化，企业决策重心逐渐偏向财务目标，总部先迁至芝加哥；前几年在企业经营遇到困难后，又迁至弗吉尼亚州阿灵顿以靠近五角大楼。2010年至2019年，波音公司的自由现金流总计583.7亿美元，而该公司将434.4亿美元（占自由现金流的74%）用于股票回购。[5]这一选择并非源于波音的个体偏好，而是金融垄断资本的根本逻辑——“一切为了股价”，最终导致波音737MAX因设计缺陷与质量管理滑坡酿成两起空难，造成数百人丧生的悲剧。

与去工业化进程相伴的，是经济停滞、金融泡沫的高涨以及债务规模的爆炸性增长。西方国家最近10多年来陷入长期的经济停滞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但许多国家的金融市场泡沫仍在不断发展。与此同时，许多国家的债务规模已经陷入爆炸性增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债占GDP比重已达到历史高位，不仅本金难以偿还，而且只能靠借新债还旧债，国债利息已经成了许多国家沉重的财政负担。[6]美国政府2025年国债利息支出突破1万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社保的第二大联邦支出项。[7]世界银行2026年1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报告，预计全球经济在2026年增长率将放缓至约 2.6%[8]，这样的低增长既无法化解庞大债务，也难以吸纳被技术进步和金融化逻辑排挤出劳动力市场的广大民众。

（二）金融资本对国家的捕获与治理失能

在金融垄断资本统治下，国家机器已不再是中立的公共利益仲裁者，而是日益成为金融资本的执行委员会。金融垄断资本通过“旋转门”、政治游说、竞选献金和媒体控制，编织了一张强大的利益网络。因此，任何可能实质性损害金融资本利益的改革——拆分大银行、征收金融交易税、恢复《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都被系统性地排除在政治议程之外。

西方政治危机的一个表现是代议制民主的空洞化和政治极化的常态化。由于政客们越来越不顾及全社会的利益，甚至已经开始不顾及所在政党的利益，而只关注与自己相关的少数人的利益，政治妥协越来越难以达成，政治极化愈发普遍，政治伦理愈发混乱。2021年1月6日冲击美国国会的国会山骚乱暴露的正是这一制度困境——当选举无法带来改变时，部分民众开始诉诸体制外行动。[9]类似地，2025年德国联邦选举中社民党（SPD）仅获得16.4%的选票，是其自19世纪以来最差的成绩。[10]此外，V-Dem研究所发布的《2026年民主报告》（Democracy Report 2026）指出，美国已失去其长期以来作为“自由民主”国家的分类地位，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首次出现的变化；与此同时，全球近四分之一的国家正经历民主衰退或威权化转型，而新增的十个威权化转型国家中有六个位于欧洲和北美。[11]

在此背景下，西方国家的国家治理能力急剧下滑，越来越难以面对各种挑战和困难。这些国家的政府不仅难以解决国内的矛盾，甚至连从阿富汗撤军行动都执行得一片混乱。

（三）贫富分化与社会矛盾的激化

金融垄断资本的积累模式在催生日益膨胀的金融财富的同时，也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美联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第三季度，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掌握了全美31.7%的财富份额，创历史新高；而处于财富分布底端50%的家庭合计仅占全国总财富的2.5%。[12]根据世界不平等数据库（WID）的数据显示，21世纪以来，全球最富有的1%的人口攫取了全部新增财富的41%，而底层的50%仅获得新增财富的1%。[13]各方面的历史数据表明，这不是一个周期性或暂时性的现象，而是一个结构性的根本问题。在金融垄断资本的统治下，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的差距持续拉大，中产阶级被不断挤压，社会流动近乎凝滞。一度被奉为“美国梦”的核心信条——每一代人都有机会积累比上一代更多的财富——正在快速消退。

随着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西方国家社会心理也愈发失衡，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矛盾不断深化。与此同时，为了掩盖阶级矛盾，西方国家长期以身份政治消解阶级政治，种族矛盾、宗教矛盾、移民纷争乃至性别议题这些彼此交织的高频纷争，已经使西方国家的社会矛盾不断尖锐化，一件突发小事就能带来大的社会动荡。可以想象的是，这些问题无论靠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都无法真正解决，西方国家的社会危机必将不断深化乃至激化。

（四）资本主义的无限增长与有限地球的根本冲突

金融垄断资本的统治在生态维度同样造成了深重危机。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在其研究中指出，资本主义生态现代化在本质上是一种反生态的立场——它在意识形态上坚持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内部单纯依靠技术手段解决环境问题，而拒绝改变阶级、财产、资本与消费关系，其结果只会加剧生态危机。[14]金融垄断资本加剧了这一趋势——它要求更快、更高、更持续的回报，迫使企业将环境和社区的成本外部化，将利润私有化。在这种逻辑下，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锐减、海洋塑料污染、土壤退化等全球性生态问题不仅得不到解决，反而随着资本积累的加速而持续恶化。特朗普两次执政中表现出的对生态问题的忽视和傲慢很难说反映的不是金融垄断资本的态度。

（五）资本主义主流理论的破产与合法性危机

从文化与意识形态层面看，当代资本主义已经深陷合法性危机。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西方主流舆论坚信“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历史的演变已经终结于资本主义。然而，这些年来，从“有效市场假说”“大缓和理论”到“量化宽松的无限拯救策略”，西方经济学的核心信条在危机中相继失灵，占据统治地位近四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已无法解释为何经济持续停滞、为何不平等持续加剧、为何金融系统的黑洞在每一次“治愈”后都变得更深。与此类似的是，在政治学等各个领域中，居于主流地位的资产阶级理念、思想、理论普遍陷入了既无法解释当前面临的困局，更无力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的境地。当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已无法被继续信仰时，人们便会从根本上失去追随它的理由。正如20世纪初的中国陷入文化危机一样，西方正在陷入一场将持续相当长时间的文化危机。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危机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围绕金融垄断资本的积累逻辑相互交织在一起，不断地深化和激化，不时形成共振，最终将人类社会推向一个灾难性的境地。

▍改革的死结与法西斯主义的幽灵

当代资本主义更深层的困境在于：它陷入了结构性的“急需改革而改革不可得”的制度绝境。面对当前的系统性危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急需实质性的改革，但是导致当前危机的根本性原因就是金融垄断资本的统治，要有实质性的改革就必然损害金融垄断资本的利益，而金融垄断资本却牢牢地控制着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权，不可能允许实质性的改革发生，于是形成一个死结。

当改革和妥协的方案被否决、体制内外的抗议都无法撼动金融垄断资本的统治时，社会情绪开始积累、外溢，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倾向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中滋生。历史反复证明：在经济危机持续深化、社会普遍不满、政府调控失灵时，右翼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便会借机登场——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魏玛共和国的终结就是前车之鉴。今日西方国家面对的正是一个对极右势力最具吸引力的环境。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的上台就是这一进程的结果。但是右翼民粹主义仍然不敢也不能推动实质性的改革，矛盾必将进一步深化，法西斯主义在若干国家登堂入室的可能性正在加大。我们看到，在西方国家，带有法西斯主义色彩的政客和政党的影响力正在不断上升，而右翼民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在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AfD）正处于二战后最高水平。2026年4月25日发布的INSA民调显示，另类选择党支持率达到创纪录的28%，超越执政的联盟党成为德国最强政治力量。[15]这一结果是INSA记录的最高水平，德国极右翼势力的再次登台，应该引发全世界的警觉。

在法国，极右翼“国民联盟”（RN）同样呈现全面持续扩张态势。法国公众舆论研究所（Ifop）于2026年3月发布的总统选举意向调查显示，在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意向中，国民联盟代表人物乔丹·巴德拉（Jordan Bardella）以36%的投票意向大幅领先，较排名第二的爱德华·菲利普（Édouard Philippe）高出20个百分点，优势幅度创下近年来法国主要总统竞争者之间罕见的高差距。[16]

在意大利，极右翼意大利兄弟党（FdI）已从边缘进入权力中心。梅洛尼领导的兄弟党在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斩获28.8%的选票，稳居首位，成为“二战以来意大利最右的政府”。[17]与此同时，奥地利极右翼自由党（FPÖ）以29.2%的得票率首次成为国民议会第一大党。[18]在北欧，瑞典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SD）自2022年以来通过《蒂德厄协议》（Tidö Agreement）与执政联盟形成制度化合作关系，并首次以正式政治协议的方式对政府政策产生直接影响。[19]这一系列事实表明，极右翼势力正成为欧洲政治的中心标志性力量之一。

美国同样在实质性转向所谓威权主义。从“三权分立”走向“强行政、弱立法、震荡司法”，美国在形式上越来越趋近典型的所谓选举威权主义。事实上，在美国，带有法西斯主义色彩政客的影响力也在上升。

不难想象，如果法西斯主义者在若干主要西方国家登堂入室，这个世界将陷入一个灾难性的境地。

▍未来世界的曙光

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越来越清晰地暴露出其深层次制度性矛盾。金融垄断资本主导下的资本主义体系中，经济停滞、收入分化、社会撕裂、生态危机和地缘冲突等全球性难题正在不断加剧。资本主义正在从周期性危机走向结构性、长期性乃至系统性危机，其内在运行逻辑不仅难以实现自我修复，而且可能将整个人类社会进一步拖入经济失序、社会动荡、生态恶化乃至战争升级的更大灾难之中。

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日益尖锐化的同时，也正在推动人民群众觉醒和世界进步力量重新集聚。近年来，美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希腊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持续出现大规模群众抗议、劳工运动和左翼政治回潮，反对金融寡头支配、要求财富再分配、主张社会公平和扩大公共治理的政治诉求不断增强。特别是，美国“不要国王”（No Kings）运动以数百万规模的持续动员，直接将斗争矛头指向资本与权力的联盟[20]；法国左翼联盟重新整合并成为重要政治力量[21]；欧洲多国围绕就业权、福利权和公共利益的社会抗争不断扩大。这些事实表明，长期以来被边缘化的马克思主义，正在金融危机、疫情冲击、战争威胁的多重打击下重新回到公共辩论的中心。越来越多的人重新认识到，金融垄断资本主导下的结构性不平等并非个人奋斗所能改变，只有通过集体行动和制度变革，才可能突破资本主义日益固化的发展困境。马克思对于资本逻辑、阶级关系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正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展现出强大的理论解释力和现实感召力。

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22]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当代世界历史演进的总体趋势。资本主义虽然仍在全球范围内占据重要位置，但其制度性危机正在不断侵蚀其历史合法性和发展基础；而社会主义则在中国实践成功、世界人民觉醒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力回升的共同推动下，展现出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历史前进的方向正在越来越清晰地表明，在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爆发之际，一个更公平、更文明、更稳定的世界的曙光正在显现。

注释：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重大问题和影响研究”（22&ZD054）阶段性成果。

[1]“Global Military Spending Rise Continues as European and Asian Expenditures Surge,”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April 27, 2026.

[2]《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1页。

[3]J. Fichtner, E. M. Heemskerk, and J. Garcia-Bernardo,“Hidden Power of the Big Three? Passive Index Funds, Re-concentration of Corporate Ownership, and New Financial Risk,” Business and Politics, Vol. 19, No. 2, 2017.

[4]“Value Added by Industry: Manufacturing as a Percentage of GDP (VAPGDPMA),”FRED, 2026.

[5]“Boeing Spent .44 Billion on Stock Repurchases in Past Decade,”Bloomberg, March 23, 2020.

[6]“Fiscal Policy Under Pressure: High Debt, Rising Risks,”IMF, 2026.

[7] J. Haring,“Examining the Consequences of a High and Rising National Debt,”American Action Forum, December 15, 2025.

[8]“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World Bank, 2026.

[9] J. Anderson and K.D. Coduto,“Attitudinal and Emotional Reactions to the Insurrection at the U.S. Capitol on January 6, 2021,”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Vol. 68, No. 27, 2022.

[10]T. Paletti, “The Outcome of the German Elections: What Implications for Europe?” European Generation, April 6, 2025.

[11]V-Dem Institute,“Democracy Report 2026: Unraveling The Democratic Era?”University of Gothenburg: V-Dem Institute, 2026.

[12]B. Steverman,“Rich Americans Had a Good 2025, While Everyone Else Fell Behind,” Bloomberg, January 21, 2026.

[13]“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26,”World Inequality Lab, 2025.

[14]J. B. Foster, The Return of Nature: Socialism and Ecology, NYU Press, 2020.

[15]M. Martinez,“Germany’s Far-Right AfD Rises to Record 28%, INSA Poll Shows，” Reuters, April 26, 2026.

[16]“Voting Intentions for the Next Presidential Election,”Ifop, 2026.

[17]C. Balmer, A. Amante,“Italy’s PM Meloni Comes out on Top in EU Vote, Strengthening Her Hand,”Reuters, June 10, 2024.

[18]“Austrian Far-Right Party Wins National Vote but Its Chances of Governing Are Unclear,”NPR, September 30, 2024.

[19]“The Government’s Political Priorities,”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November 3, 2022.

[20]T. Ramanathan,“No Kings Protests,”Britannic, April 8, 2026.

[21]“French Left-Wing Parties Agree to Form‘Popular Front’for Parliament Election,” Reuters, June 14, 2024.

[22]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3~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