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海龙 |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导读】特朗普的出现深刻冲击了美国既有的政党政治格局。面对右翼民粹主义的持续压力，以及2016年与2024年两次沉重败选，民主党被迫做出战略调适，而“选择性特朗普化”正是其主要应对思路。本文作者指出，民主党在坚守自由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充分借鉴了对手追求实效的行政手段与平民主义的动员话语，复制特朗普贸易保护、边境管控和行政令治国等举措，以回应选民对“国家失控”的关切。简言之，将民粹化外壳与自由化内核进行制度性融合，正在成为民主党重塑治理能力的现实路径。
2026年中期选举将近，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仍深陷多重困境：美伊冲突难以平息，经济复苏预期不足，选民对“强人政治”的倦怠情绪亦逐步显现。在这一背景下，民主党若想重获优势，必须在“选择性特朗普化”的基础上展现出超越特朗普政府的执政水平。在此前的地方选举中，民主党通过模仿特朗普式的行政决策力，重新赢得选民支持。然而，这一策略亦存在限度，其实践成效将会取决于民主党能否恰当地扬弃特朗普的政策主张、党内各派能否团结一致以及民主党的“特朗普”能否脱颖而出。总之，2026年的中期选举将会成为检验“选择性特朗普化”成效的关键节点，也会反映出今后美国政党政治的竞争形态。
本文原载《当代美国评论》2026年第1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试析美国民主党的
“选择性特朗普化”策略
当代美国政治正经历自1930年代罗斯福新政以来最深刻的权力格局演变与政党重组。2024年大选的余震不仅体现在白宫与国会参议院控制权的更迭，更彰显了主导民主党三十余年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身份政治”战略的全面溃败。面对特朗普及右翼民粹主义的持续冲击，民主党正经历一场痛苦的整体性战略调适。本文将这一进程中民主党采取的核心应对举措界定为“选择性特朗普化”（Selective Trumpification），即民主党在坚守自由主义民主体制与多元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针对全球化失序引发的结构性矛盾，策略性吸纳并重构对手民粹主义举措的一种战术性政策调整。其核心是对特朗普主义的经济民族主义、边境管控、单边行政决断等政策工具进行选择性借鉴与改造。这一概念并非意味着民主党在价值观上向特朗普主义妥协，而是对其的一种扬弃，是为适应现实而采取的与时俱进的“自救”举措。美国佐治亚大学教授卡斯·穆德（Cas Mudde）指出，主流政党在面对民粹压力时，常采用“吸收与模仿”策略，通过吸纳民粹主义的语言和政策工具来巩固自身合法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谢里·伯曼（Sheri Berman）亦论证称，如果主流政党不能及时回应民众对“边境失控”和“经济剥夺感”的恐惧，激进力量将彻底接管政治议程。美国政治已出现明显的“左翼特朗普化”迹象，即民主党人开始借鉴对手关于“强人治理”和“经济民族主义”的风格与手段。
当前关于美国政治的分析往往将民主党在近年来的政策调整简化为短期的竞选投机，缺乏从政治哲学演化、国家能力重构以及“新华盛顿共识”成型过程视角的深度透视；而对于特朗普主义的广泛讨论也多将其预设为自由主义秩序的外部扰动，相对忽略了其作为政治系统内生演化驱动力的属性。本文力图从一个较少受到关注的视角，即主流政党如何在维系核心价值共识的同时，通过策略性吸纳对手的政策来实现组织形态与治理逻辑的自我更新，并将目标聚焦于民主党的“选择性特朗普化”上。
▍民主党的自我反思与战略调整
2016年及2024年的选举震荡，促使民主党开启了跨越八年的两阶段战略反思。第一阶段（2016—2020年）重在反思“身份政治”的局限并探索新的经济路线；第二阶段（2024年全面败选后）则迈入深层转型，即从表层的政策修正转向对政治动员模式与治理逻辑的系统性重构。这一演变标志着民主党正从单纯的政策检讨走向对政党根基的深刻审视。其进化的动力不仅源于内生性的党内反思，更是对特朗普及其右翼民粹主义重塑美国政治版图的结构性回应。从本质上看，民主党的转型即是对特朗普成功逻辑的建制化吸纳与改造。
（一）2016年败选后的自我诊断
2016年民主党的败选对该党建制派构成史无前例的认知冲击。民主党开启的痛苦的“尸检”直指一个历史性悖论：为何一个自诩代表“底层利益”的政党会被其核心选民群体———铁锈带工人抛弃？党内的各种派别也就此开始了长期的反思和辩论。
1. 派系博弈下的败选诊断与路线争论
2016年大选结束后，民主党内并未立刻形成战略共识，而是爆发了围绕未来路线选择的激烈派系斗争。这种深层分裂集中体现在左翼与建制派截然相反的反思结论与战略主张上。2017年10月由进步派政治行动组织“基层行动”（Roots Action）发布的《尸检：危机中的民主党》报告构成了对建制派高层最严厉的意识形态问责。报告尖锐地指出，民主党建制派在2016年大选中过度迷信争取温和共和党人的“郊区战略”并在经济路线上向“企业权力”严重妥协。这种战略失准不仅导致对有色人种和青年选民等核心基本盘的忽视，更使民主党在经济上背离了工薪阶层的根本诉求，最终为右翼民粹主义披着“反精英”外衣收割选票提供了可乘之机。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NC）和希拉里竞选团队为核心的建制派拒绝接受这种针对其核心经济路线的根本性否定。建制派将失利归咎于外部干预（如俄罗斯的选举干涉）以及选民中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而非其意识形态的失败。在未来的战略路线上，建制派战略家及诸如“第三条道路”（Third Way）等温和派智库的学者坚称，基于美国人口结构的长期演变，民主党未来的选举联盟必须依赖受过大学教育的温和派郊区选民；若屈从左翼的压力而采纳“民主社会主义”纲领（如全民医保和激进环保政策），必将疏远对经济干预心存疑虑的摇摆州中间选民。
2. 对自由贸易“盲区”的反思
2016年的败选本质上是民主党长期奉行的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战略在特朗普的“美国优先”逻辑面前的破产。民主党随后启动的经济路线重构，深受特朗普成功动员“被遗忘的美国人”的启发。2017年7月，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带领一批民主党议员前往弗吉尼亚州，推出名为“更好蓝图”的经济纲领，并在其中提出防止就业机会外包、强化购买美国货的七点计划。这些要求与特朗普倡导的贸易路线几乎一脉相承。更具指标意义的是，在特朗普1.0时期发动对华贸易战的过程中，民主党表现出了内部默契并给予了战术支持。2018年，当特朗普政府宣布对华加征首批关税时，舒默称“总统对中国的直觉完全正确”。民主党人多次敦促特朗普在贸易谈判中坚持结构性改革要求，绝不可为了短期的商业利益而出卖工人利益。
同时，民主党在自我诊断中确立了这种借鉴的“选择性”：吸收其保护本土制造业和对华强硬的内核，但摒弃其破坏同盟体系的单边主义做法。在民主党看来，特朗普对加拿大、欧盟等传统盟友无差别加征钢铝关税是极其鲁莽的，这种做法削弱了西方阵营的凝聚力。2018年，舒默等民主党高层公开抨击此类关税是“盲目出击”，认为其不仅无法形成制衡非市场经济体的合力，反而徒增同盟内耗。最终，民主党将这一思路转化为拜登政府“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通过将高额关税对准战略竞争对手，同时依托同盟机制构筑多边经贸阵营，从而在维护国内劳动者利益的同时实现对全球供应链的“友岸外包”式重组。
3. 重构经济理论
如果说“更好蓝图”是战术反应，那么以拜登时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和总统特别助理詹妮弗·哈里斯（Jennifer Harris）为代表的民主党战略人士，则在2017至2020年完成了从新自由主义向“生产主义”跨越的理论建构工作。在此期间，沙利文等人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演讲打破了建制派的迷思，直指过去三十年的华盛顿共识与美国劳工阶层的实际利益严重脱节。
在2020年发表于《外交政策》杂志的文章中，沙利文对主导民主党经济哲学数十年的“新自由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主张国家权力应重返经济治理中心，全面拥抱产业政策并将劳工阶层利益置于跨国资本效率之上。该理论重构确立了两大政策支柱：一是将供应链的重构与安全保障提升至国家安全的核心地位；二是重塑外交重心，即外交不再单纯服务于资本效率，而是以提升蓝领薪酬作为衡量对外政策成败的首要标尺。由此，与过去三十年的主流经济哲学彻底决裂的“新华盛顿共识”初步成型。
（二）2024年大选后的路线反思
2024年大选的全面溃败粉碎了建制派的幻想。民主党精英们被迫承认，单纯依靠宏观经济增长和产业政策投资已不足以对冲核心选民在文化价值观层面的离心倾向。以此为转折点，民主党开启了跨越意识形态、动员技术与治理逻辑的思想清算，试图从政治正确和“觉醒文化”（Woke Culture）的标签中摆脱出来，向更加务实、注重解决具体民生问题的治理模式转轨。
1. 须剥离文化激进主义以重夺蓝领基本盘
2024年大选的数据暴露出民主党与传统工薪阶层之间史无前例的裂痕。中间派智库“第三条道路”等机构的复盘揭示了其结构性根源：民主党过度陷入高学历精英主导的文化议题漩涡，其沉迷道德教化的做法引发了基层的强烈反弹。面对右翼对“觉醒文化”的精准打击，民主党高层被迫承认，必须剥离激进的文化标签，重拾“普通人的语言”与阶级叙事。正如参议员桑德斯选后所指出的，“背离工人阶级的政党终将被工人阶级抛弃”。民主党内的一批中坚力量开始挑战长期以来不可触碰的“政治正确”禁忌。联邦参议员埃莉萨·斯洛特金（Elissa Slotkin）等温和派人士明确呼吁淘汰身份政治；参议员约翰·费特曼（John Fetterman）主张摈弃左翼的“文化纯洁性测试”，回归捍卫蓝领利益的常识政治；民主党资深竞选策略师詹姆斯·卡维尔（James Carville）则尖锐抨击党内脱离群众的“教职员工休息室政治”，警告文化议程的学术黑话正系统性疏离普通选民；在理论界，曾长期担任美国进步中心高级研究员的鲁伊·特谢拉（Ruy Teixeira）与曾长期担任《新共和》高级编辑的约翰·朱迪斯（John B. Judis）亦著书反思，直指深陷“文化激进主义”的民主党正加速流失其工人阶级基本盘。在执行层面，民主党国会竞选委员会（DCCC）明确要求在摇摆选区禁用极左翼话语。
2. 全面转向结果导向模式
在新共识的塑造过程中，民主党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实用主义倾向，对行政效能的追求开始压倒对程序正义的执着。面对特朗普极化且集权的政治动员模式，民主党意识到传统自由派迷恋的内部透明与繁琐程序极易导致决策瘫痪。2025年底，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NC）主席肯·马丁（Ken Martin）以避免内耗和授人以柄为由，叫停了官方败选分析报告的公开。他明确将“是否有助于赢得下一次选举”确立为衡量党内举措的唯一标尺。这一举动与“欢迎政治行动委员会”（Welcome PAC）等智库提出的“决定赢”策略高度契合———即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必须全面让位于胜选的现实考量。这标志着民主党正全面吸纳右翼民粹主义“行政效能优先”的实用哲学，向“结果导向”与“高度集权统御”的运作方向转轨。民主党内深刻认识到，右翼民粹主义的吸引力本质上根植于底层民众对建制派长期治理失能的绝望。因此，党内逐步达成另一关键共识：必须通过重建国家能力（即高效落实政策、推进基建与重组官僚机构）来挽回民意。
3. 以文化妥协换取政治生存的内部思想清算
尽管向实用主义转轨已成高层共识，但民主党内左翼与建制派围绕“如何夺回工人阶级”的路线分歧仍难以解决。以桑德斯为代表的进步派阵营坚称，败选的根源在于党过度依附企业权势而背叛了工人阶级，这实质上延续了2017年《尸检》报告中的激进经济叙事。建制派与温和派则在《决定赢》报告中给出了截然对立的定调，指出驱离蓝领选民的罪魁祸首是身份政治与觉醒文化。虽然双方仍各执己见，但这种在败选高压下完成的内部路线清算表明，在特朗普重塑美国政治生态之后，民主党已丧失了继续维持“文化激进主义”的政治资本。为了长远的政治生存，民主党别无选择，只能以内部的“文化妥协”和对外的“策略趋同”来被动适应这一严峻的竞争环境。
▍“选择性特朗普化”的原则与实践
在经历了深刻的路线反思和政策试探后，民主党的“选择性特朗普化”已从一种抽象的政治共识，转化为具体的国家治理范式。这一范式以“民粹之壳、自由主义之核”为核心特征，在政策手段上试图对特朗普主义进行选择性吸纳与重构性运用，在价值底线上则始终坚守自身的意识形态立场。
（一）“选择性特朗普化”的基本原则
民主党近年来在治理体系上展现出的“选择性特朗普化”并非源自竞选导向的短期投机，而是基于对民主党的宏观政策文本与行政、司法行为模式的系统观察勾勒出的一种新的治理范式。大量证据表明，美国两党竞争的焦点已部分从价值对抗转向以“治理实效”为本的保护主义能力竞赛。民主党在坚守自由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充分借鉴了对手追求实效的行政手段与平民主义的动员话语。基于对近年来民主党人在关键政策演讲及政府官方文件的综合分析，可以清晰地观察到民主党在政策操作层面已实际形成了两项具有广泛共识的主导性原则。
1. 将民粹化外壳与自由化内核进行制度性融合
在宏观战略层面，民主党正试图实现一种制度性融合：以经济民族主义为“壳”，包裹重塑劳工赋权与财富再分配的进步主义之“核”。民主党吸纳了右翼民粹的话语框架（如强调“本土制造”与构筑贸易壁垒），试图安抚蓝领阶层对全球化的焦虑。然而，面对自由市场“涓滴效应”的彻底失效，民主党的“自由主义内核”实质上是一种将强大的国家干预能力与财富公平分配目标深度绑定的政治经济蓝图。在这个蓝图的指引下，“选择性”在经济领域就具象化为：保留特朗普的政策手段，但将其服务于完全不同的政治目标。民主党高层主张将国家安全与宏观产业政策的庞大资源，精准定向至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少数族裔社区以及劳工阶层，力图通过重构国内经济权力解决结构性不平等问题。这种战略统合反映出民主党高层对治理危机的深刻反思。2020年沙利文等人明确指出，美国外交政策必须直面系统性的分配不均，以“重建国内外信任”。
由此可见，民主党拥抱“供给侧进步主义”的政策逻辑，本质上是对特朗普主义的“取其术而弃其道”。民主党并非主张市场的绝对自由，而是借用强硬的贸易保护与民族主义大棒来推行严苛的劳工标准、推进应对气候危机的“绿色公平”，并遏制跨国资本垄断，从而在民粹主义的时代语境下，捍卫并拓展自由派的核心社会正义议程。
2. 以重视行政效能重塑公共秩序的务实转向
在边境管控与移民治理这一极具争议的议题上，民主党的“选择性特朗普化”同样表现出民粹主义政策工具与自由主义价值底色的统合。面对边境移民激增与立法机制基本瘫痪的双重挑战，民主党策略性修正了过往偏重“程序正义与人道主义”的原则立场，确立了以“行政决断再造公共秩序”为目标的治理逻辑。
在这一议题上，“民粹之壳”体现为民主党对特朗普“边境失控”与“强硬执法”叙事的借鉴。特朗普曾强推《移民与国籍法》第212(f)条（授权总统叫停有损国家利益的外籍人士入境）以推行特定的旅行禁令和极端的边境封锁。拜登就职后并未废止这一在选举中被其严厉谴责的“特朗普式”工具，反而直接将其作为维护行政效能的利器，援引同一条款推行边境熔断指令。这一举动凸显出民主党对效能至上的实用主义信条的采纳。然而两党的深层动机依旧截然不同：特朗普的根本目的在于永久压缩合法移民渠道，而民主党则是通过阶段性的强硬封锁防范极右翼借乱局冲击国内自由主义的基本社会福利系统，并确保政府仍有行政能力兼顾弱势群体的救济需要。
这一转变化解了效能与秩序的表面冲突：当常规的冗长庇护程序导致边境实质性失序时，行政部门必须将“恢复宏观秩序”视为最高准则，以果断的行政手段切断引发混乱的低效程序。民主党不再将“无限制庇护”视为道德禁地，而是确立了以强力干预终结失序的治理底线。以拜登政府2024年6月的边境行政令为例，其果断将“行政效能”置于常规程序之上，通过切断引发混乱的低效程序来恢复边境秩序，以此作为捍卫国内公共福利的先决条件。这标志着民主党在边境管控上已实现对右翼“效能至上”逻辑的建制化借鉴。
（二）“选择性特朗普化”的政策实践
在政策转型的实践层面，民主党通过系统性借鉴对手的政策逻辑与动员工具，将“民粹之壳”与“价值之核”深度融合。依执政地位之变，该实践分为两阶段：其一为拜登任内（2021-2024）的“政策内化”，聚焦关税壁垒、产业回流与反垄断重构；其二为自2025年失去联邦政府主导权以来的“战术同化”，即借鉴特朗普式结果导向逻辑与动员工具，将蓝州行政权转化为“制度武器”，为追求政治效能而抛弃传统自由派的程序包袱，同时借用反建制的民粹话语来重新激活基层群众。
1. 构筑贸易壁垒，强推本土制造
民主党在经济保护与产业复兴领域的政策轨迹，标志着美国联邦经济政策从“新自由主义”正式转向了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新华盛顿共识”即是对特朗普“美国优先”战略的隐性继承与建制化升级。民主党在本质上并未脱离“美国优先”的重商主义内核，而是将其包装在价值观同盟与国家安全的宏大叙事之下。该战略将国家能力建设重新置于经济治理的中心，试图利用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兑现赋权劳工与财富公平分配的进步主义社会契约。
在贸易政策层面，拜登政府在保留特朗普关税的基础上，将其拓展至国家安全维度。在强推本土制造方面，民主党在“买美国货”的强制性要求上甚至比特朗普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2021年上任伊始，拜登即签署行政令强化联邦采购的本土化比例。随后联邦政府修改规则，将“买美国货”的国内成分门槛从特朗普时期的55%提升至60%，并计划到2029年提高至75%。通过将联邦采购权与供应链本土化强制绑定，拜登政府实质上将“美国优先”的政治诉求固化为刚性的行政规制。在产业层面，尽管两党均部分回归了“经济民族主义”政策，但手段与内核存在根本分歧。特朗普的经济民族主义高度依赖关税“大棒”，且在对内政策上与去监管化及“解构行政国家”的右翼议程深度绑定，试图通过削弱联邦机构的规制权、放宽环保与劳工合规标准，为本土企业降低运营成本。民主党的产业政策则被学者概括为一种“有礼貌的保护主义”，依托《通胀削减法》和《芯片与科学法》，拜登政府实施了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工业扩张规划。其“选择性”体现在将国家干预与进步派价值强制绑定。如《通胀削减法》规定，企业必须满足“现行工资标准”和学徒制比例方可获得最高30%的税额抵扣。不过，民主党确实承接并利用了特朗普打破保护主义政治禁忌后所留下的政策空间。他们将选民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拒斥转化为推行国家产业政策、实施“有礼貌的保护主义”的合法依据，从而完成了对右翼经济民粹主义的制度性吸收。
2. 重构反垄断范式
在规制与反垄断领域，民主党的强硬转向构成了其“选择性特朗普化”最生动的注脚。民主党正式扬弃了过去四十年间建制派（从克林顿政府到奥巴马政府时期）恪守的、以纯粹经济学测算为基础的“消费者价格福利标准”。尽管民主党表面上借鉴了特朗普政府敢于与跨国科技巨头公开决裂的民粹姿态（如2020年司法部对谷歌发起反垄断诉讼），但其剥离了右翼借反垄断进行“文化战争与政治报复”的内核，将其重构为遏制资本无限扩张、保护劳工与中小实体的进步主义法理实践。在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主导下，民主党深刻意识到超级平台已演变为能够任意剥削中小实体甚至干预民主进程的“私人看门人”。因此，民主党将反垄断的焦点从狭隘的“短期价格测算”全面转向规制资本的过度集中并重点打击超级平台利用基础设施所实施的排他性垄断，恢复了反垄断法作为对抗企业“私有暴政”的政治法律工具属性。
在行政执行层面，拜登政府主导的联邦反垄断监管重新转向市场结构的集中度、平台基础设施的排他性以及对中小微实体的系统性挤压。具体而言，过去政府的反垄断审查仅局限于测算商品是否短期涨价，放任了科技巨头以“低价”为掩护垄断数字基础设施。民主党借力右翼对科技巨头“权力扩张”的批判，将反垄断法的重心从“控制价格”转向“制衡权力”，使其成为对抗资本垄断的宏观工具。其举措具体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是对实体平台“私有暴政”的系统性打击。在对亚马逊发起的反垄断诉讼中，联邦贸易委员会直指其利用垄断地位胁迫第三方卖家使用其物流服务并攫取高额分成。其二，打击“算法合谋”等新型数字垄断行为。司法部对房地产数据软件公司RealPage发起诉讼，指控其利用AI定价算法与非公开敏感数据，促成了房东间的“算法合谋”与价格操纵。
上述诉讼凸显了民主建制派与右翼民粹势力在国家权力运行逻辑上的本质差异。客观而言，两党在科技监管领域走向了政策趋同：两党打破了新自由主义时期对资本“放任自流”的历史默契，共同倾向于动用强大的联邦行政与司法机器对科技巨头进行强制拆解与结构性规制。然而，在根本目的上，特朗普主义的深层诉求是拆解联邦监管体系以赋予资本更大的自由，而拜登政府试图通过吸纳对手的强硬干预手段，强化行政国家对巨头的制衡能力以恢复市场公平。
3. 收紧边境管控，强硬遣返移民
民主党政府在边境管控领域的施政作为清晰体现了“选择性特朗普化”的战术转向。2023年10月，拜登政府引用《真实身份法》赋予的豁免权，绕过《环境政策法》等26项联邦法律以重启边境墙建设。这是民主党首次动用这一曾被其严厉抨击的具有明显的特朗普色彩的政策工具。2024年6月，拜登政府援引曾被特朗普视作法律武器的《移民与国籍法》第212(f)条，确立了日均入境2500人次的“熔断机制”。这一逻辑与特朗普通过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来限制移民的做法高度契合。2024财年，民主党政府的强制遣返人数攀升至271,484人，创下近十年来的最高纪录；在特定的行政评估期内，其日均遣返强度甚至超越了特朗普1.0时期的巅峰水平。这种边境管控举措标志着民主党已将行政效能置于程序正义之上，完成了边境治理逻辑的右移。
然而，民主党在边境议题上的“选择性”底线依然明确：其全盘吸纳了“行政决断”的效能，但剥离了以“骨肉分离”为代表的种族主义惩罚机制。其核心逻辑是，诉诸严苛的边境执法以捍卫国内公共福利体系，而非像极右翼那样将移民视为“毒化美国血液”的文化威胁。这种在严苛执法与人道底线间维持的平衡，正是其“选择性”的真实写照。
4. 对右翼民粹“制度武器化”的借鉴
进入特朗普第二任期，失去联邦主导权的民主党开启了“选择性特朗普化”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民主党深刻内化了特朗普式的“行政极权”与打破政治成规的极限博弈逻辑。最突出的表现是，民主党全面卸下“程序正义”的道德包袱，通过两大维度的“制度武器化”，务实地借鉴了右翼民粹的战术精髓。
其一，在州一级复刻“单一行政官理论”。2024年大选后，伊利诺伊州州长与科罗拉多州州长牵头成立“捍卫民主州长联盟”，加州州长纽森也通过召开特别会议，动员各州行政力量共同建立针对联邦政策的对冲机制。在具体博弈中，民主党不仅动用行政令等工具实施“不合作战略”（如切断州级资源对联邦驱逐计划的协助），更将其主导的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变成“诉讼机器”，试图通过高频、系统性的司法狙击来实质性冻结联邦右翼议程。这种效能至上的做法，标志着民主党精英已实质性接纳了“权力压倒程序”的运作模式。
其二，为追求绝对选举利益而采取打破成规的“边缘政策”。面对生存危机，民主党放下了道德包袱，开始以破坏规范的方式谋求政治主动权。例如在选区重划问题上，民主党曾长期标榜支持独立中立的划区原则，但在现实博弈中，这种立场被迅速抛弃。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Kathy Hochul）等建制派通过强硬干预并重塑该州最高级别法院的人事版图，成功废除了2022年的“中立地图”。这种强推“杰利蝾螈”选区划分手段的做法，精准再现了右翼“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战术精髓。
5. 借民粹叙事包裹自由派内核
在个人风格方面，民主党政客开始模仿民粹主义审美和传播逻辑。联邦参议员约翰·费特曼（John Fetterman）以卡哈特卫衣和满身纹身为标志的粗犷形象，在视觉上回应了右翼对民主党脱离劳工阶层的抨击，展现出一种极具亲和力的草根特质。这种对精英政治规范的打破，与特朗普借嘲弄“政治正确”煽动基本盘的民粹策略高度一致。它们都是通过打破常规来建立与普通选民的情感关联。然而，在这种“民粹之表”下依然包裹着“自由之核”。费特曼利用其极具辨识度的蓝领形象，在参议院强力推进旨在保护工会组织权的《组织权保护法案》，并将捍卫堕胎权与提高最低工资等进步派诉求成功转化为关于“劳动尊严”与“个人自由”的传统工人阶级叙事。
这种对“蓝领真实性”的追求在联邦众议员玛丽·格鲁森坎普·佩雷斯（Marie GluesenkampPerez）身上得到了升华。她凭借汽车修理厂主的身份发起了针对“脱离劳动者的精英官僚”的批判，试图将民主党的合法性从常春藤盟校教室移至充满机油味的工厂车间。但她的核心诉求并非拥抱右翼的文化保守主义，而是以“常识”与“个人自由”的名义坚决捍卫女性生殖权利，并主张联邦资源向职业技能培训倾斜。加州州长纽森在社交媒体上使用全大写字母、讽刺性绰号和人身攻击回击对手。纽森将加州定义为对抗“红州法西斯主义”的自由堡垒。这种刻意制造对立、否认政敌代表权之合法性的方式正是套用了民粹主义的传播模式。然而，纽森诉诸极化修辞的根本目的在于为跨性别权益、严格控枪及气候监管等核心自由主义议程，构筑具有主动防御性质的制度壁垒。这与右翼民粹主义旨在彻底解构行政国家、颠覆传统建制的破坏性诉求具有本质上的不同。
▍特朗普2.0以来民主党“选择性特朗普化”政策效应评估
民主党“选择性特朗普化”在政治效应上呈现出显著的两面性。在实操层面，通过模仿特朗普式的行政决策力，民主党在2025年地方选举中成功将“治理效能”转化为选举红利。但在价值观层面，这种“以火攻火”的制度博弈可能会付出某些代价。
（一）以提升治理效能来赢得地方选举
2025年以来，民主党的“选择性特朗普化”策略已初步转化为务实的选举红利和治理效能。
1. 以务实举措赢得选民支持
在2025至2026年选举周期中，民主党通过实质性吸纳右翼的经济与社会安全议题，在保守派选区取得突破。以2025年11月的州长选举为例，弗吉尼亚州的斯潘伯格以得票率超过对手15.36个百分点的压倒性优势获胜，创下自1961年以来民主党在该州的最大胜幅。她提出“负担能力议程”，聚焦降低医疗、能源与住房成本。通过将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和裁员计划定性为对普通美国人“钱包”的攻击，她掌握了经济议题的主动权，证明阶级叙事可有效瓦解右翼壁垒。新泽西州的迈基·谢里尔（Mikie Sherrill）以领先约14.4个百分点的巨大优势（得票率56.88%）击败共和党候选人，赢得该州州长职位。她通过冻结公用事业费率和强化政府问责制，成功抵御了右翼施加的“激进”标签，将地方选举转化为对特朗普政策的公投。
这种向“底层物质诉求”的战术下沉，在2026年初期的地方选举中一再帮助民主党获胜。民主党在弗吉尼亚州第11、15、17、23选区以压倒性优势延续了“斯潘伯格效应”，还成功守住密歇根州第35选区的关键州议会多数席位，并赢得了康涅狄格州第139选区。这表明阶级叙事的回归在基层选战中已形成成熟的运作模式。全国宏观民调进一步印证了这一战术反弹。根据马里斯特舆论研究所（Marist Poll）等机构的综合数据，在2026年“国会选举政党支持倾向”指标中，民主党领先共和党高达4.95至14个百分点，创下2022年以来的最佳表现。这一政治势能的逆转固然包含选民对特朗普政府激进议程的抵制，但根本动力在于民主党完成了从“温和防守”向“务实动员”的转换，成功将选民对执政党激进政策的抵触情绪转化为选票收益。
2. 夺回议题主导权
在“选择性特朗普化”进程中，民主党在传统弱势议题上实现了叙事重构。2024年初，在白宫驱动、参议院跨党派小组主导的边境法案谈判中，民主党主动采纳了此前被视为“不可接受”的限制性措施（接受提高庇护门槛及“关闭边境”等右翼条款），迫使共和党为保全竞选筹码而陷入“阻挠自身诉求”的逻辑困境。通过向选民揭示对手“只顾党派私利、不顾国家安全”的真相，民主党不仅甩掉了“软弱”的标签，更成功将边境议题从共和党的政治资产重构为其沉重的政治负债。2026年初的民调显示，民主党显著缩窄了在边境安全议题上的传统信任赤字，更成功将“制造体制性失序”的标签甩给了右翼。
为摆脱“万物皆包”自由主义导致的决策瘫痪，民主党提出了“丰饶议程”。该议程承认，繁琐的行政程序已成为制约经济活力的制度性障碍，主张通过简化流程、扫除清洁能源等关键领域的政策壁垒，以最大程度地释放生产力。这一议程实质上是民主党在“建不动、批不准”的治理危机下，被迫采纳了右翼的减税与去监管逻辑来激活左翼的目标。通过精简《加州环境质量法》审批程序，纽森试图在基建领域提供比特朗普更高效的“增长”替代方案。在住房领域，加州民主党人通过相关立法，对长期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单户住宅分区限制”进行了制约。这种“以强制力打破僵局”的做法，体现了民主党“选择性特朗普化”中对行政果断性的借鉴：通过收回地方审批权，以“去监管”的手段打破人为造成的住房稀缺，从而实现左翼的“可负担性”目标，在实效层面消解了特朗普主义对蓝州治理失能的嘲讽。
民主党夺回议题主导权还体现在利用司法手段对特朗普经济政策的精准打击上。2026年2月，最高法院判定特朗普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加征全球关税超出了总统职权。民主党迅速将该判决解读为对特朗普“非法加税”的终审定论，将其与每个家庭多支出的2400美元负担挂钩。这种“法律战”的本质是利用制度红线将特朗普的“意志效能”重塑为“行政混乱”。此裁决迫使共和党在“支持违宪行为”与“回归财政责任”之间面临两难。当然，民主党的成功不仅在于叙事重构，更在于其敏锐地捕捉到了特朗普密集的“指令式治理”所引发的社会心理倦怠。这种“疲劳”与民主党通过选择性借鉴右翼手段而展现出的“有序效能”形成了鲜明对比，使得选民倾向于抛弃“强人与乱象”，转而选择“强力与结果”。
（二）制度公信力削减的潜在代价
民主党的“选择性特朗普化”策略在短期内提升了选举适应力并修复了治理形象，但在宏观政治生态层面，这种“以民粹制民粹”的战术正系统性透支民主党作为“制度守护者”的核心政治品牌的形象。
首先，规范侵蚀削弱了民主党的道义合法性。民主党长期以法治、宪制规范与投票权的捍卫者自居。然而，为追求国会席位，民主党在其控制的深蓝州采取了突破规范的手段进行选区重划。例如，在纽约州与伊利诺伊州，民主党主导推出的国会重划方案被普林斯顿杰利蝾螈项目在党派公平性上评为最低的“F”级（纽约州的极端方案随后被该州最高级别法院判定违宪）。这种“双重标准”行为虽迎合了党内激进派的胜选诉求，却在独立选民和温和派群体中引发了信任危机。当选举规则工具化时，民主党“保卫民主”的口号便在摇摆选民眼中沦为苍白的政治修辞。这不仅瓦解了民主党的道德号召力，也易使担忧威权倾向的中间选民产生政治疏离感。
其次，务实右转加剧了民主党内的撕裂。自2016年以来，民主党内的派系博弈一直存在。“选择性特朗普化”不仅未能弥合旧有裂痕，反而赋予其新的时代特征。在新策略下，党内斗争的性质已从过去关于“福利分配多寡”的政策之争升级为关乎“核心价值观是否遭到背叛”的零和博弈。如前所述，民主党在不同选区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动员策略，这使得党内深层裂痕表面化。温和派为赢回蓝领工人和郊区中产阶级吸纳“经济民族主义”、淡化“觉醒文化”的务实做法引起了传统进步派的强烈反弹。在2025年纽约市长选举中，代表左翼激进势力的佐赫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异军突起，赢下市长宝座。这实质上是基层进步派选民针对党内温和派持续向右翼妥协、稀释传统阶级叙事的反击。这导致民主党陷入了严重的“身份分裂”。民主党既要在社会议题上克制以迎合郊区选民和白人蓝领，又不得不容忍局部选区左翼民粹以维持基本盘热情。简言之，主流派越是依赖特朗普式的强硬手腕讨好摇摆选民，就越会激怒基本盘，进而迫使进步派以更加极端的方式进行反扑，甚至不惜以破坏本党选情为代价。这种内部张力可能导致民主党同时失去左翼激进派的支持和中间派独立选民的信任，从而形成新的结构性信任赤字。
▍民主党“选择性特朗普化”的演变前景
在经历一系列选举阵痛与政策尝试后，民主党对“选择性特朗普化”的追求存在长期化的趋势。这首先是因为“特朗普化”并非共和党执政者的个性化政策目标，而实际是对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积重难返的难题所做出的简单粗暴但相对有效的回应。民主党并非一定要借鉴特朗普的部分政策，但是他们确实需要大幅度调整自我才有可能重新赢得选民的青睐，而“选择性特朗普化”无疑是最简单也是可以确保达成一定成效的。鉴于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已经将战略重心转向国内和西半球，并进一步强化了外交必须服务于内政的政策安排，美国政府会将更多精力和资源用来应对国内问题的做法已经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常态化安排。民主党为了与共和党竞争，最需要做的就是顺应社会的需求，而“特朗普化”恰恰是社会重要需求之一，因此民主党只能接受这个现实。而其未来能否击败对手重新掌控政权，主要取决于共和党内“特朗普化”自身的走势，民主党在“选择性特朗普化”时是否能在党内取得共识，以及民主党内是否会出现一位自由派“特朗普”。
（一）民主党对“特朗普化”的选择是否合理可控
“特朗普化”在美国国内曾风靡一时。尤其是第二任期以来，特朗普通过控制共和党选民控制了在国会两院占多数席位的共和党人，从而成为一位“帝王式”总统。“特朗普化”也成为美国国内和国际上一种新的现象。但选民们逐渐发现，一方面，特朗普很多做法虽打破了旧体制，却又引发了新问题，尤其是在总统扩权、移民执法、关税政策等领域的举措均呈现极端化倾向，突破了美国常规政治运行的制度边界；另一方面，特朗普在消除国家债务、追求和平外交、聚焦国内改革、公开爱泼斯坦案相关证据等议题上都违背了自己的承诺。因此，越来越多选民开始对特朗普的表现不满。随着其支持率的下降，“特朗普化”自身也逐步成为一个受到质疑的概念。在这一背景下，民主党还要在多大程度上选择性接纳吸收特朗普的政策主张，就成为对其经验与智慧的考验。面对“特朗普化”引发的诸多问题，民主党正试图通过“纠错式学习”来扬长避短，即通过借鉴“特朗普化”中的积极举措，来反衬共和党“特朗普化”带来的消极影响，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借对手之力打击对手。然而，这种叙事重构能否转化为政治红利仍存变数。其核心挑战在于民主党能否精准筛选并适度借鉴特朗普的合理举措，同时在不引发内部价值分裂的前提下，证明其“建制效能”优于对手。
（二）民主党建制派能否团结进步派一致对外
实际上，在追求“选择性特朗普化”的问题上，建制派与进步派存在共识。进步派跟建制派同样关注民粹议题，但他们属于左翼民粹的范畴，同时也不认为自身推崇的政策是在借鉴特朗普的右翼民粹理念；建制派与温和派则把重心放在“美国优先”方面，推崇渐进性改革和务实借鉴，要求走中间路线以团结尽可能多的选民，并不具备明显的价值标签。但是两者之间对于“特朗普化”的认知也存在明显温差。进步派的反建制是为了推进左翼社会变革；特朗普主义的反建制是为了维护右翼白人利益与资本权力，二者目标与路径完全不同。而建制派较淡的价值色彩及更为务实灵活的政策选择使其处于进步派和特朗普主义者之间的位置，这意味着建制派更容易接受“选择性特朗普化”。当前，建制派与进步派的斗争并未停歇，只是在共和党显著的执政压力下，这种内部斗争被主动压制，双方均把共和党作为主要对手。但从长远看，民主党内只有达成一致才能与共和党竞争2028年的总统席位。民主党内两大派系能否凝聚党内共识、形成协同应对外部竞争的政治合力，复刻2020年大选周期中展现出的团结状态，将直接决定民主党“选择性特朗普化”政策的延续深度与推进边界。
（三）民主党中的“特朗普”能否脱颖而出
特朗普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并两次赢得大选，皆因演变到当下状态的美国社会需要这样一位与众不同且特立独行的强势政治人物来掌控局面。但实践证明，特朗普并非是解决美国面临问题最佳人选，他善于“破”却短于“立”。因此，特朗普执政可能在开始阶段大张旗鼓推进议程但最后留下一堆烂摊子，并因此遭到选民背弃。特朗普的特色在于，他看到了美国真正面临的问题并撕开了华盛顿的体制积弊，但其施政逻辑被个人权力欲绑架，政策沦为情绪宣泄与追逐私利的工具。这种缺乏制度建设的破坏性路线，注定其政治影响力必然衰退。特朗普的案例可以给民主党提供一个很好的启发：如果一位民主党人能够彻底反思旧时政策的弊端，冲破政治正确的藩篱，一针见血抓住问题的本质，同时采取更为稳健也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手段来予以应对，完全可以帮助民主党东山再起。一旦民主党中的“特朗普”脱颖而出，他必然会带来一套新的更有效的执政理念和政策方针，那时民主党自然就无需继续在如何选择性接纳特朗普的政策的问题上反复斟酌摸索了。
▍结语
当代美国政治正处于新自由主义秩序解体后的剧烈转型期。针对民主党近年来为应对右翼民粹主义冲击而采取的“选择性特朗普化”策略性调整，可得出四项基本结论。
第一，“选择性特朗普化”是民主党内各派别在“生存危机”压倒“价值分歧”的基础上暂时形成的共识性选择。2024大选中，民主党在边境安全、经济贸易、社会文化等议题上全面失利，被选民抛弃。在白人蓝领持续右转，少数族裔对特朗普的支持率突破纪录的背景下，为与特朗普争夺关键摇摆州票仓，民主党人必须努力满足这些选民群体的利益诉求，而“特朗普化”被视为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选举策略。此外，民主党进步派在反全球化、反精英、产业回流、减少外部干预等方面也与特朗普主义存在表层共鸣。这意味着民主党建制派与进步派在部分追求“特朗普化”方面可以达成共识，前提就是不在核心价值和议题上妥协。于是“选择性特朗普化”就成为民主党内各方都能接受的选择。
第二，民主党“选择性特朗普化”只是战术性政策调整，并非战略性转向。民主党“选择性特朗普化”具有明显的功利性，其本质只是民主党应对眼前危机的权宜之举。它既与民主党的核心价值内核不相契合，更因其与特朗普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对立而无法实现长期兼容与融合。民主党学习对手只是不得已而为之，一旦条件具备，民主党仍会回到老路。但民主党会视情况保留“特朗普化”的某些战术元素（如经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而在核心价值上与特朗普主义划清界限。
第三，2026年的中期选举将是一个关键节点。这次中期选举既是对特朗普主义的大考，也是对民主党“选择性特朗普化”成效的正式检验。其结果将表明民主党的“选择性特朗普化”究竟会随着特朗普个人政治生命的衰老而逐渐式微，还是固化为与共和党竞争时长期有效的武器。鉴于特朗普在其第二任期执政中出现越来越多的政策失误，民主党人可能会在坚持“选择性特朗普化”的同时，在一些政策上与时俱进做出调整。两党候选人在争夺国会议员席位时也可能出现更多的“政策趋同”。
第四，民主党仍有机会坚持自己的道路。经过两次败选和一次执政失败的冲击，民主党目前尚处于战略定位模糊、路线共识涣散的失稳状态。而对于“选择性特朗普化”，民主党内部已形成清晰的认知：它只是应急举措，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也无法成为未来的根本战略。从美国政治的长期演化趋势看，民粹主义虽在当下仍是影响美国政治运行与两党竞争的核心因素之一，但其并非美国政治生态的恒定特征，其影响力也将随社会结构与选民诉求的变化而动态调整。这一演化趋势为民主党提供了战略转型的窗口期。民主党完全可以在有效回应美国社会中由民粹主义所折射出的民众现实焦虑与利益诉求的基础上，跳出对特朗普主义的战术性模仿框架，实现面向未来的系统性战略重构。通过对自身过往路线与战略失误进行全面深刻的反思，同时系统研判特朗普主义实践中暴露的治理缺陷与内在矛盾，民主党有机会构建一套独立于特朗普主义叙事、更贴合选民核心诉求与国家长期发展需求的政策主张与战略路线。而其结果如何主要取决于民主党内与时俱进且富有感召力的新生力量能否崛起。